4、陪葬墓
内容出自《西汉十一陵》作者刘庆柱、李毓芳  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第一版
（一）陪葬墓的分布
      据文献记载，陪葬于茂陵的有卫青、平阳公主、霍去病、金日磾、霍光、董仲舒、公孙弘、李延年、上官安、上官桀、敬夫人，以及京兆尹曹氏等。此外，象大侠原涉这样的豪杰也在茂陵“买地开道”、“治冢舍、奢僭踰制”【《汉书·游侠传》卷九十二，第3716、3118页】。关于这些陪葬墓的方位，有的文献记载比较具体明确，如卫青、平阳公主、霍去病、霍光及上官氏家族等。其余则不太清楚。茂陵陪葬墓主要分布在茂陵以东，陵园东司马门道的南北两侧。地面现存封土的陪葬墓共12座。从布局来看，可以分成四组：卫青、霍去病、金日磾墓和六号墓为一组；一、二号墓为一组；七、八、九、十号墓为一组；霍光墓和第十二号墓为一组。前两组在东司马道北侧，后两组在东司马道南侧。
（二）陪葬者及其墓葬的位置
      卫青，字仲卿，河东平阳（今山西临汾西南）人。其母系平阳公主家的奴婢，与郑季私通而生卫青。卫青长大后，成了平阳公主的家奴；他的同母姐姐卫子夫得幸于武帝。因而，卫青被汉武帝重用，封为长平侯，官至大将军。元朔二年（公元前127年），汉武帝派卫青率领部队与匈奴作战，控制了河套地区。不久，他又与霍去病一起打败了匈奴主力。卫青前后七次出击匈奴，斩首虏五万余级，保卫了西北边陲的安定，解除了长期以来匈奴对西汉王朝的威胁。由于战功卓著，他姐姐又是武帝的皇后，因而“尊贵无比”。后来，卫青与其青少年时代的女主人――平阳公主成婚。卫青死后，陪葬于茂陵。卫青墓在茂陵以东900米，是离茂陵较近的陪葬墓之一。该墓坟丘形如庐山。庐山亦名颜山，系当时匈奴辖境内的大山，卫青曾在此立下赫赫战功。把卫青墓修成庐山状，是对卫青战功的纪念。卫青的墓冢，底部南北95米、东西70米，顶部南北18米、东西4米，冢高21.4米。
       霍去病（公元前140年――前117年）是我国古代著名的青年军事家。家居河东平阳。他是霍仲孺与卫少儿的私生子，卫少儿是卫青和孝武卫皇后（卫子夫）的姐姐。霍去病仰仗其姨母，很快得到朝廷重用。元狩二年（公元前121年），他率军两次打败匈奴奴隶主贵族的侵扰，控制了中西交通的孔道――河西走廊。元狩四年（公元前119年），霍去病又与他舅父卫青击败匈奴主力部队，赢得了抗击匈奴奴隶主贵族的决定性胜利。霍去病在六年军事生涯中，六次出击匈奴，屡建奇功，保卫了西汉王朝的边境安全，开辟了名垂青史的“丝绸之路”，为中西文化交流披荆斩棘做出了卓越贡献，被汉武帝封为“冠军侯”，官至骠骑将军，秩禄与大将军卫青相等，名望甚至超过了卫青，因而卫青许多部下纷纷投奔霍去病。汉武帝在京师长安为他建造了豪华的宅第，他却说：“匈奴不灭，无以家为也”。元狩六年（公元前117年），霍去病去世，年仅二十四岁。汉武帝下令霍去病所征服的边境五郡派出将士代表，身着黑铠甲，又在长安与茂陵之间，布成东西几十里的军阵，夹道为霍去病送葬。霍去病墓修在茂陵东边，西邻卫青墓。“票骑发迹于祁连”【《汉书·扬雄传》卷八十七[下]，第3573页】，为了纪念霍去病在祁连山一带抗击匈奴侵略的丰功伟绩，霍去病墓的封土建成祁连山的形状。封土上堆放着巨石，墓前陈列着石人、石马、石虎、石象、石牛、石鱼等组成的大型石雕。霍去病墓冢底部南北92米、东西61米，顶部南北15米、东西8米，冢高15.5米。
      金日磾（公元前134年～前86年），字翁叔，系匈奴休屠王的太子。《汉书·金日磾传》记载：“本以休屠作金人为祭天主，故因赐姓金氏。”霍去病对匈奴战争取得节节胜利，匈奴奴隶主贵族内部出现严重分歧。匈奴昆邪王和休屠王共同约定投降汉军，但休屠王改变了主意。昆邪王杀了休屠王，率部分匈奴军队投降了西汉王朝。金日磾和他弟弟金伦、母亲阏氏被西汉王朝收纳官府作为奴隶，饲养马匹。金日磾忠于职守，颇得汉武帝赏识，先后被任命为马监、侍中、驸马都尉、光禄大夫。汉武帝不因金日磾是少数民族、又是反对过自己的匈奴首领之子而歧视、疏远他，而是根据他的德行“贵重之”。金日磾在粉碎莽河罗刺杀汉武帝的阴谋活动中立了大功，被武帝封为侯。武帝死后，金日磾和霍光一起铺佐昭帝。金日磾死时，皇帝“赐葬具冢地，送以轻车介士，军阵至茂陵”【《汉书·金日磾传》卷六十八，第2926页】，陪葬于武帝茂陵之旁。金日磾墓在霍去病墓东邻，形如覆斗，冢底部长41米、宽36米，冢高11.2米。陈直先生认为此墓为大行李息墓【陈直：《汉书新证》，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，第322页】，但从《史记》和《汉书》的记载来看，李息在朝廷为官政绩一般。后来汉武帝追究张汤自杀一案，又涉及到李息，并免去其“大行令”，让他陪葬在霍去病墓东邻的茂陵陪葬区这个显赫位置，是不可能的。因此，李息陪葬于茂陵之说恐难成立。
      霍光，字子孟，是霍去病的同父异母兄弟。霍去病在京师当官后，把年仅十几岁的霍光带到了长安。武帝任命霍光为侍中。以后他又相继出任奉常都尉和光禄大夫。由于霍光在汉武帝身边“出则奉车，入侍左右，出入禁闼二十余年，小心谨慎，未尝有过”【《汉书、霍光传》卷六十七，第2931页】，所以深得信任。汉武帝晚年，霍光被封为大司马大将军，“受遗诏辅少主”。汉昭帝即位时才八岁，朝廷“政事壹决于光。”后来，霍光的外孙女又被召入宫，并册立为皇后（即孝昭上官皇后），霍光的地位更加显赫。昭帝死后，他又与朝廷群臣废掉即帝位的昌邑王刘贺，拥立皇曾孙刘询为帝。霍光是三朝元老，从政达二十年之久，地节二年（公元前68年）去世。汉宣帝亲临哀悼，为他举行了盛大的葬礼：由“太中大夫任宣与侍御史五人持节护丧事。中二千石治莫府冢上。赐金钱、缯絮、绣被百领，衣五十箧，璧珠玑玉衣，梓宫、便房、黄肠题凑各一具，枞木外臧椁十五具。东园温明，皆如乘舆制度。载光尸柩以輼輬车，黄屋左纛，发材官轻车北军五校士军阵至茂陵，以送其葬。”在茂陵东边，“发三河卒穿复土”，为霍光修建了坟墓和祠堂。“置园邑三百家，长丞奉守如旧法”【《汉书·霍光传》卷六十八，第2948页】。茂陵以东4000米，兴平县西吴乡陈阡村有今传霍光墓，墓前有清代陕西巡抚毕沅书写的碑石。墓冢底部长72米、宽64米，高19.5米。近年来，在该墓以东500米曾发现大面积西汉时代的建筑遗址，还有部分壁画遗迹，以及云纹和文字瓦当。其中出土的“加气始降”、“屯泽流施”、“光由宇”和“道德顺序”等文字瓦当，为过去所少见。霍光生前预作寿墓，其茔制已经超过规定。霍光死后，他的妻子“太夫人显改光时所自造茔制面侈大之。起三出阙，筑神道，北临昭灵，南出承恩，盛饰祠室，辇阁通属永巷，而幽良人婢妾守之。”【《汉书·霍光传》卷六十八，第2950页。】由此可见其坟茔、祠室、园邑规模很大，而且其中不少是照当时皇帝葬仪的规格营建的。
      董仲舒（公元前179~前104年），广川（今河北景县西南广川镇）人，汉代哲学家，自幼攻读儒家典籍，景帝时为博士。建元五年（公元前136年），董仲舒建议汉武帝尊崇孔子的学说，汉武帝采纳了他的意见，抑黜百家，独尊儒术，确立了儒家在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多年的统治地位。在教育上，他主张立太学，设庠序；在人事制度方面，提出州郡举茂才孝廉，开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科举之先声。董仲舒在朝廷当官后，家徙茂陵邑，年老时“去位归居”于此，后在茂陵邑家中去世。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二十七记载：“董仲舒墓在县（兴平）东北二十里。”今兴平县南位乡策村东南250米，茂陵东北652米有一墓冢，当地群众称“次冢”，相传为董仲舒墓。此冢底部长71米、宽30米，冢高14.3米。
      公孙弘（公元前200年~前121年），字季，原籍菑川，家居薛县。年轻时当过狱吏，后因罪免职，家境贫寒，四处流浪。年近四十，方才学习“春秋杂说”。六十岁时，“以贤良徵为博士”，后又任内史、卸史大夫等重要官职，元朔五年（公元前124年）公孙弘任丞相，以八十高龄死于任上。汉武帝对他评价很高，认为“汉兴以来，股肱在位，身行俭约，轻财重义，未有若公孙弘者也。”他虽“位在宰相封侯，而为布被脱粟之饭，奉禄以给故人宾客，无有所余，可谓减于制度。”【《汉书·公孙弘传》卷五十八，第2624页。】公孙弘死后陪葬于茂陵东北约一里处。
      李延年，生卒年不详，中山人，出身于梨园世家，由于犯法而被处以“腐刑”，遣送到皇帝的养狗场（狗监）做工。李延年不仅是个出色的歌唱家，而且还是个杰出的作曲家。汉武帝为祭祀天地所编的大量歌曲，就是由天文学家司马相如写词，他谱曲。后来，他凭其妹李夫人之势，官至协律都尉，“佩二千石印绶”，深得武帝宠爱，“与上卧起”【《汉书·佞幸传》卷九十三，第3726页】。李夫人死后，李延年也逐渐被疏远，后来全家被诛。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二十七记载：李延年墓在兴平县东北18里。
      上官桀，陇西上邽（今甘肃天水）人，青年时期曾为武帝随从中的羽林、期门郎，因其力大无比，被武帝任命为未央厩令（皇官中的马官）。由于得到武帝常识，很快晋升为侍中，官至太仆，后又为左将军，被封安阳侯。武帝晚年曾遗诏，由霍光、金日磾和上官桀“辅佐少主”。后来，霍光把女儿嫁给上官桀之子上官安。上官安结婚后，生一女儿，就送入皇宫，进为婕妤。过了一月，这个年仅六岁的小女孩被立为皇后，即孝昭上官皇后。上官氏父子横行朝野、穷奢极欲，并策划废掉昭帝，谋杀霍光。事情败露后，上官氏宗族被夷。上官皇后由于年幼，未参预她父母和祖父的阴谋活动；又因她是霍光的外孙女，所以未被株连。上官皇后的母亲（即霍光女儿）敬夫人，在上官氏被灭族之前已死去，葬在茂陵以东，大概在霍光墓附近。敬夫人墓附近“置园邑二百家，长丞奉守如法”【《汉书·外戚传·孝昭上官皇后传》卷九十七[上]，第3959页】，符合皇帝岳父母的丧仪。上官桀、上官安被杀以后，他们也被葬在茂陵东边，应该和敬夫人在一起，因为那里是皇帝原来赐予上官氏的茔地，其地望在茂陵最东边，毗邻平陵陵区。由于上官桀、上官安犯法被诛，尽管他们可以入葬原来茔地，但不能享受达官显贵们的待遇。为此，孝昭上官皇后派自己的奴婢为其祖父和父亲守墓。今霍光墓以东，地面上已不见古墓封土。这或许由于当时上官桀、上官安起冢较小，加之年代久远，因此坟丘湮没，已难寻觅。除了朝廷的达官显贵、皇亲国戚陪葬茂陵，一些大官和豪富也竟相争取死后葬在茂陵附近，如京兆尹曹氏和巨豪原涉。
（三）霍去病墓石刻
      茂陵众多陪葬墓中，霍去病墓最重要，而它又以其墓前雄伟的成组石刻而闻名于世，被列为全国第一批重点保护文物。霍去病墓石刻包括圆雕的“马踏匈奴”、跃马和卧牛，线雕与圆雕相结合的伏虎、卧象、野人、石蛙和石鱼等。霍去病墓石刻出于官府工匠之手。在已发现的霍去病墓石刻作品中，有两件分别刻着“左司空”官署名称和“平原乐陵宿伯牙霍巨孟”的文字题铭。左司空属于少府属官。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》记载：“少府，秦官，掌山海池泽之税，以给供养，有六丞。属官有……左弋，居室，甘泉居室，左右司空……。”秦汉时代的砖瓦上，常见左、右司空的陶文戳印。霍去病墓石刻中的“左司空”刻铭，说明左司空兼造石刻。霍去病墓石刻为左司空所造。
      据文献记载和实地调查，霍去病墓石刻有的置于墓前（坟墓以南），如石刻“马踏匈奴”。大多数置于象征祁连山的坟丘上。
      霍去病墓石刻反映的历史内容，是相当丰富的。下面扼要介绍。“马踏匈奴”为霍去病石刻群的主像，石雕通高168厘米，长190厘米，宽48厘米。作者运用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艺术手段，塑造了一人一马，概括了霍去病抗击匈奴的功绩。石马与真马大小相近，昂首站立，肌肉丰满，尾长拖地。马腹下面仰卧一人，头对马嘴，两颊胡须稍长，面容狰狞，两足上曲，手持凶器，垂死挣扎。造型生动逼真，寓意深远。跃马，高150厘米，长240厘米，宽85厘米。跃马的后腿与后身跪在地上，前腿跃起，动态表情比较强烈，力量含蓄。这件作品线雕和形体配合一致，层次处理明显。卧马，高114厘米，长260厘米，宽73厘米。马躯健壮，姿态生动。马头稍左偏，右前腿稍曲，双目注视前方，再现了以骑兵为主体的西汉军队抗击匈奴的英姿。伏虎，高84厘米，长200厘米，宽60厘米。匠师选用了不规则的波浪式起伏的石料，利用石块的粗糙自然面，运用线、体相扭的造型手法，把凶猛、桀骜不驯的“虎性”表现得淋漓尽致。伏虎背部，由虎头一直到虎尾，构图结构紧密，中线清楚，头颈和胸腔连成一体。虎尾倒卷，置于背上。虎身斑纹异常生动，显得更有“虎威”。虎在我国古代是威武的化身，汉宣帝视南郡获白虎以为宝。《风俗通义》也说：“虎者，阳物，百兽之长也，能执搏挫锐，噬食鬼魅。”又说：“罔象畏虎与柏，故墓立虎与柏。”以虎守墓，防止妖食人肝，相传早在远古的帝喾时代就有了这种习俗。考古发掘中，在商、周时代的墓葬中出土过玉虎、石虎和铜虎。战国时代的中山国王陵中葬有工艺高超的错金银铜虎。目前所知，我国古代，冢前列置石虎，以霍去病墓最早。东汉时代，墓上列置石虎者比以前显著增多。魏晋以后，大型陵墓列置石虎已相当普遍。据文献记载，武帝茂陵之中曾以活老虎随葬。以“虎”“镇墓”者称为“虎镇”，在汉墓发掘中这类遗物屡见不鲜。卧象，高58厘米，长189厘米，宽103厘米，石象雕刻着重于写实。象鼻搭在左前腿之外，身躯匍匐在地，匠师刀法秀丽、娴熟，造成象体平滑、温顺可爱的艺术效果。石猪，高56厘米，长163厘米，宽63厘米。形似现在的野猪，整体为蹲伏状。双耳较小，眼睛为三角形，头部雕琢相当精细。这可能是古代一种未完全驯化的家猪，或是当时的野猪。以猪随葬，始于远古。有的墓内置以整猪，也有的仅放猪头。墓内随葬猪的多少，或许象征死者生前财富的多少。猪也是古代祭祀的牲畜之一。霍去病墓上的石猪，恐怕都不具有上述意义，而可能是霍去病战争环境或当时社会生活的自然写照。
      石鱼两件高60厘米，长114厘米，宽47厘米。匠师以精选的天然石料稍行加工，使之粗具鱼身外形，头部线条简洁明快，雕出嘴、眼的轮廓，看去犹如一条在水中时隐时现的活脱脱的游鱼。以鱼随葬，由来已久，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，商周至春秋战国时代一直沿袭下来。贵族墓中随葬玉鱼，一般平民墓中则是陶鱼。武帝茂陵中也瘗藏有鱼。西汉时代，武帝开凿昆明池，池中养的鱼，专门有于祭祀诸陵。霍去病墓上的石鱼，应是作为祭品而设置的。石人，高210厘米，宽125厘米，厚94厘米。石人的头大于真人，眼与眉向上竖起；有身无腿，左臂余少半，缺手，有臂完整无缺；手置腹上，五指分开，手心向外。石人的整体犹如一件生动的漫画作品，轮廓基本保持了石料原来的卵状，雕刻技法属于不规则的去地阶梯型线雕，情感表现力比较突出。石雕的人与熊，高265厘米，宽172厘米，厚98厘米。石人头大、口阔，牙齿外露，头稍前俯，两肩耸起，左腿曲膝，左腿跪地，腰间系带，胸前两手抱一小熊欲食。小熊也不示弱，张口与人对咬。整个作品以线雕为主，运用扭曲的线条、夸张的手法，栩栩如地表现了人兽殊死搏斗的场面。浮雕的运用，增加了人与兽的质感。牯牛，长260厘米，宽160厘米，高（卧地）115厘米。石牛体壮，头较大，角前为圆形，背上刻有鞍鞯，跪在地上，口作反刍状，犹似耕作已毕，关中老黄牛的形象跃然于石上。整个作品，厚重圆润，线条清晰，动态自然。猛兽食羊，石刻长260厘米，宽210厘米，厚120厘米。这件石刻主要采用了高浮雕进行艺术处理，这对那种“四不象”的猛兽来说，有着特殊的表现力。猛兽方头、大口，兽角为很长的软角，身短腿长，两只前爪撕扭着小羊，小羊拼命挣扎。由于匠师选用了风化得比较厉害的石料，石雕的表面起伏较大，使得艺术效果更为强烈。霍去病墓前这组石刻，线雕、圆雕和浮雕运用得当，有的注意形态，有的突出神情，有形有神，形神兼备。看到这批石刻，眼前不由得浮现出祁连山古战场上抗击匈奴侵略的场面：那里有深山荒原，有凶猛野兽，险恶的自然环境越发反衬出西征将士们不畏艰难、英勇善战的精神。霍去病墓前这组大型石雕作品，在我国目前来说，是一批时间最早、最完整的大型陵墓石刻艺术珍品！从文献记载来看，坟墓列置石雕，似乎源远流长。上古时代的尧母庆都陵和尧陵之前均有石驼。“汴都（今河南开封）之南百里”的西周初年周公墓前竖立石人。周宣王墓前列置有石鼓、石人、猊、虎、羊、马等石刻。相传秦始皇陵上还有一对石麒麟，石刻高达一丈三尺。可惜上述记载，至今尚未得到考古实物的验证。就目前所掌握的考古资料来看，不但秦及其以前的陵墓上未发现列置石雕，就是西汉十一座帝陵上，也没发现过一件西汉石刻。因此，我们认为，秦和西汉的帝陵上，可能未置石雕。
      达官贵族墓上的石雕列置得似乎比帝陵早一些。从西汉中期开始，少数达官贵族的墓前出现了列置的石雕，除了霍去病墓，还有张骞墓。在其它少数地方，也曾发现了个别西汉时期的坟墓前列置了石雕，但都不会早于西汉中期。如山西安邑杜村西汉墓前的石虎，山东邹县城东匡庄古墓前的石人等。霍去病墓和张骞墓前列置我国最早的陵墓石刻，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。霍去病是征战西域的著名将军，张骞是通西域的著名外交活动家，西域是他们创造丰功伟绩的广阔舞台。两墓之前（或上）列置石刻，表明当时受了西域文化的某些影响，例如，近年在新疆地区调查、发掘的石人石棺墓文化遗迹，分布在北疆草原地区，如：阿勒太、富蕴、青河、哈巴河、吉木乃、布尔津、温泉等地，这些遗址的墓前有石人立像或立石，这类石人石棺墓的时代，早期可上溯到秦汉之际。霍去病墓上的巨石和目前的石人等，很可能就是作为西域文化中的杀人石而立的。在西域地区，一些墓前立有石人或巨石，它们往往表示战场的俘虏，以其装饰坟墓，让其服侍死者。显然，霍去病墓石刻中的主像就含有类似的意义。当然，与新疆北境草原一带的石人石棺墓的石刻相比，霍去病墓石刻反映的历史内容更为深刻、广泛。霍去病墓的石刻，对以后我国历代陵墓石刻的影响是深远的，这主要表现在陵墓石刻的题材与组合方面。
      如霍去病墓的石虎，实际上成了魏晋时代陵墓前石刻的辟邪前身，后者不过是虎（或狮）的异化体。至于达官贵族墓前列置石虎，沿袭的时代更长。
      墓前列置石马，比其它石刻持续时间都长，扩及的范围都广。象唐太宗李世民昭陵的“六骏”，就与霍去病墓的石马主像寓意相近。
      此外，以石人、石象等饰墓，亦为后代所仿效。霍去病墓石刻中的石人、石马和石虎等组合，一直为汉以后历代陵墓石刻艺术所继承。
（四）阳信公主墓陪葬坑的考古发现
      在茂陵陵园东司马门以东约2100米处，东司马道南侧，分布着东西并列的五座陪葬墓。其中最西面的一座，是这群陪葬墓中离茂陵最近的一座，也是这五座陪葬墓中现存封土最大的一座，封土底部南北长95米、东西宽64米、冢高22米。由于封土南端高大、北端低小，呈“羊头”状，所以当地群众称之为“羊头冢”。
根据墓南侧第一号陪葬坑中出土的刻记有“阳信家”铭文的18件铜器分析，此墓被认为是阳信长公主的墓葬。
阳信长公主是景帝和孝景王皇后的长女，汉武帝的姐姐。她始嫁于西汉王朝开国元勋曹参的后－－平阳侯曹寿，卫青少年时还是他们家的奴仆。卫青地位显赫之后，“平阳侯曹寿有恶疾就国，长公主问：‘列侯谁贤者？’ 左右皆言大将军。主笑曰：‘此出吾家，常骑从我，奈何？’左右曰：‘于今尊贵无比。’于是长公主风白皇后，皇后言之，上乃诏青尚平阳主。”【《汉书·卫青传》卷五十五，第2490页】
      卫青与阳信长公主成婚后，从《汉书·卫青传》记载来看，阳信长公主先卫青而亡，因此，卫青死后“与主合葬，起冢象庐山”。据西汉时代葬俗，达官显贵死后夫妇合葬，同茔不同穴。也就是说，夫妻合葬在同一茔地，但分别各筑一座坟墓。一般来说，当时这种夫妻距离，少者十几米。多者也不过一、二百米（当然，皇帝和皇后陵墓茔域大，两陵间距一般几百米。特殊者，如文帝霸陵与孝文窦皇后陵间距近两千米）。但是，今卫青墓与阳信长公主墓相距约1330米，他们的夫妻茔地不可能这么大。而且，其间有茂陵东司马道东西穿过，将二墓分置于神道南北两侧。再者，卫青墓与阳信长公主墓之间还有霍去病墓和金日磾墓。因此，不能把“羊头冢”和卫青墓看成“同茔不同穴”的夫妻合葬墓。关于这个问题，我们认为，很可能阳信长公主死后先葬于“羊头冢”，卫青死后，她又被迁葬于卫青墓附近，与之合葬。这种推测的根据，是在卫青墓东北50米处，经钻探发现一座大汉墓，墓穴东西长26米，南北长25米，深24米。该墓封土现已不复存在，前些年坟墓的封土还有部分残存，并有清代康熙年间立的石碑，碑文标识为霍去病墓。日本学者足立喜六在《长安史迹考》一书中，据此石碑认为，此墓与其南面140米的霍去病墓，均为霍去病墓，可能其中一墓为衣冠冢。我们认为从此墓位置来看，它离卫青墓比霍去病墓更近。这就是说从茔域部局来看，它很可能与卫青墓在同一茔域。再者，在卫青墓附近，除了此墓和霍去病墓之外，其它陪葬墓都与其相距甚远，不会属于同一夫妻茔地。可见，只有此墓应为与卫青合葬的阳信长公主墓。
      与卫青合葬的阳信长公主墓应为迁葬墓，其原墓应是“羊头冢”。“羊头冢”陪葬坑出土的大量“阳信家”刻铭铜器证明了这一点。
      1981年，考古工作者对阳信长公主墓陪葬坑进行了勘察，共发现了39座陪葬坑，发掘了其中的一座。陪葬坑主要分布在墓南和墓北。已发掘的陪葬坑在墓南60米，地下深3.2米，呈南北方向。北坑是个带过洞的方形洞穴坑室，平面呈“凸”字形，全长4.15米，其中坑口长1.2米，过洞长1.22米、宽0.85米，高0.8米。坑室南北2.45米，东西2.3米，高1.95米。坑室以木板封门。坑内器物主要分布在东西两边，铜器最多，其次有铁器、漆器、铅器、木器等。这些器物中，有实用器物，也有明器。在这4平方米的陪葬坑里，出土了230多件器物，其中鎏金铜马、鎏金鎏银竹节铜熏炉等物，无疑是当时最高封建统治阶层享用的宫廷器物，为皇太后赐给长公主的。这批物品，反映了西汉时代的最高工艺水平。
下面简介这些物品：
      鎏金铜马：高62厘米，长76厘米。铜马昂首站立，张口，竖耳。马的肌肉和筋骨匀称合度，造型朴实稳重。鎏金鎏银铜熏炉：造型罕见的艺术瑰宝。熏炉通高58厘米，底径13.3厘米，口径9厘米，盖高6厘米。熏炉炉盖形如博山，透雕多层山峦，如之金银勾勒，给人一种云雾缭绕、恍若仙境之感。支撑炉体的是竹节形高柄，共五节，每节上竹叶枝杈。柄上端铸有三条蟠龙，龙头承托炉盘。龙身鎏金，龙爪鎏银，线条流畅活泼，形象生动自然。底座上透雕的两条蟠龙，翘首张口。此外，还有提链炉、温手炉、灯、钟、甗、甑、盆、匜、鼎、温酒器、斗、掉、铫、臼、虎镇等铜器。名贵的漆器，作工精细。车马器是随葬品中的大宗。出土的一辆小车和十匹小马，均为木质，表面涂漆。残留金属小车器、马饰等19种，计121件。上述陪葬坑及其出土的文物，为我们研究西汉的社会生活、帝王葬仪、工艺美术，提供了丰富、生动的实物资料。一个陪葬坑就出土了这么多随葬品，可以想见阳信长公主墓三十几座陪葬坑中随葬的珍贵物品数量之多！也不难想见，西汉封建王朝最高统治阶层的骄奢淫逸。